中國會怎麼救恆大集團?台灣對DRAM公司、美國對雷曼的經驗顯示 這2點是關鍵

根據彭博的報導,中國政府日前出手,由瀋陽政府以100億元人民幣收購恆大集團所持盛京銀行的二成股權,並要求這些款項需用作償還恆大對該行的債務,以防止恆大風險繼續蔓延。

不過,這個動作同樣也惠及這家已陷入困境的地區性銀行投資者,其中包括恆大創始人許家印諸多一起打撲克的牌友。

這些牌友中不乏知名人士,例如身家達235億美元的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富,他也是香港已故億萬富豪鄭裕彤的長子,另外還有香港上市公司中渝置地創始人張松橋、被稱作香港「殼王」的孫粗洪、香港最大豆奶王朝富豪後裔的羅琪茵,還有華人置業的劉鑾雄及其家族等。

對恆大的鉅額債務來說,這100億元人民幣不過是「杯水車薪」,接下來恆大這個未爆彈還有得爆,更不用說除了恆大這個燙手山芋外,中國大陸遍地都是房地產泡沬,從融創中國、花樣年、富力地產、SOHO中國、華夏幸福、綠地集團等,一大堆資不抵債的集團該如何救,這是中國政府目前很頭痛的問題。

大企業出事,政府該不該救?該如何救?這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議題。

從自由競爭的原則來看,企業出事,原本政府沒有出手相救的道理,否則企業快垮了都等著來救,無異鼓勵大家把爛攤子丟給政府。但是,真實世界一向不是如此,有些企業影響範圍太大,甚至衝擊社會秩序,或引發資本市場骨牌反應,因此每次有「大到不能倒」的企業出事,每個國家幾乎都會出手相救。

至於要如何救?要救誰?考量因素應該是先看影響程度有多大,如果不救會有什麼後果;此外也要思考,這家企業到底有多重要,值不值得救,救了會產生什麼效益及後果等問題。

過去台灣曾多次面臨重大企業或產業風暴,從金融業的銀行、保險公司,到電信業的WiMAX 廠商,以及電子業的DRAM及面板等,都出現過重大虧損與資不抵債等問題,最後政府處理的作法也都不盡相同。

在銀行及保險業部分,例如被力霸集團掏空的中華銀行,是由金管會下令金融重建基金接管,另外虧損嚴重的國華人壽,也在金管會委託保險安定基金擔任接管人,這兩個大案子分別都耗掉國庫近500億元,且政府接管時都全力保障存戶及保險戶權益,並盡力維持員工工作權等。

台灣放棄WiMAX和DRAM 避免浪費資源

拿人民血汗錢去「拯救」被掏空的銀行及壽險公司,當然引起很大爭議,因為這會嚴重破壞市場自由競爭及優勝劣敗的機制,但過去政府一直堅持金融穩定的底線,絕對不允許有金融秩序引起社會動盪的情況發生。對於存款及保險的每一塊錢都受到100%保障,對民眾來說很正面,但對於金融產業長期的發展來說,就不見得是好事。

另外在WiMAX產業部分,一度被視為4G電信新規格的WiMAX,台灣包括政府及民間總計投入675億元,但最後因全球主要電信營運商抵制,加上主導者英特爾決定放棄,因此近700億元全部成為泡沫。

當時六家民間WiMAX業者對政府沒有支持產業發展很有意見,但全世界WiMAX產業都沒有成功案例,政府沒救也是對的,否則恐怕賠更多錢。

至於賠掉數千億元的DRAM產業則是另一回事。嚴格來說,政府雖有要求銀行展延貸款,也鼓勵業者合組台灣記憶體(TMC)公司,但最後還是沒有談成,基本上政府是選擇放棄DRAM。

不救DRAM產業有很關鍵的原因,因為產業虧損已是無底洞,政府若要救,要投入的資源遠超出政府能力,更重要的是,DRAM產業淘汰賽太快,台灣企業幾乎都沒有關鍵技術,全是為人代工作嫁,而且許多台商倚賴的技術母廠也陸續退出,就算一時止血,但未來命運一定充滿變數。

至於面板產業當年的虧損一樣很巨大,但產業情況與DRAM稍有不同。由於台商面板廠擁有自家技術,但缺乏韓商擁有的下游品牌出海口,而且當時大陸面板業尚未崛起,台灣面板廠似乎還有機會一搏,在考量諸多因素下,友達、奇美(現在的群創)等都透過政府支持的銀行團債務協商,得以度過難關。

談完台灣政府對瀕危企業的救援方式,也可以來談談美國及中國的情況。

前面提到政府救企業的考量因素,其實都是從理性思考的角度來看,但實際上到底那個因素比較重要,還有最後誰會幸運地成為政府救援的對象,相信還是有很大的自由心證空間。

顯然,要看做決策的人想救哪些人,就像恆大旗下那麼多轉投資企業,為何選擇一票許家印牌友持有的盛京銀行,這個決策的重點到底放在那裡,很可能是彭博這一篇報導想點出來的焦點。

美國救AIG不救雷曼 關鍵是「時機」

此外,中國房地產泡沬如今已經成形,接下來排隊等出事的企業還有很多,部分有辦法的人選擇先跑,像SOHO中國的潘石屹,還可以出現在美國看網球比賽,至於跑不掉的則要看誰的後台硬,還有在這場政治清算中是否站對邊,這是富商與當權派一場你死我活的「魷魚遊戲」。

同樣的考驗,也可以用來檢驗美國在2008年金融海嘯時的處理方式,當時也有一堆大到不能倒的企業出事,但美國政府為何放任雷曼倒閉,卻對摩根士丹利和高盛提供了大量救助款?根據《旺報》之前的報導,一份由約翰.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結果顯示,最終沒有救雷曼,很大程度是因為「時機」問題,還有部分的政治考量。

從約翰.霍普金斯大學的論文看來,倒下的是雷曼而不是其他機構的主因是「時機」問題,因為雷曼不像貝爾斯登,是第一批獲得紓困資金的機構,此後媒體和政界對金融機構紓困的強烈反對,斷了雷曼獲救的前路;雷曼也不像AIG,正是雷曼的倒下讓決策者充分意識到,讓AIG成為第二個雷曼,可能葬送整個美國經濟。

另外,雷曼也不像摩根士丹利,其接受聯準會注入流動性時,救助的做法已經成為拯救美國經濟的「標準配備」,至於雷曼更不像高盛,畢竟它沒有培養出像鮑爾森一樣出色的校友,可以影響政府決策。

因此,若從雷曼垮台的整個過程來看,除了時機與命運等因素外,顯然與政府決策者的關係仍是一個重要因子。中美兩大國從貿易到科技無所不戰,兩大國也不斷宣稱本身的體制有多優越,但在援救大企業的決策上,最終還是逃不過「人性」與「關係」這兩個考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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